为什么要说话，为什么说而扰觉不足竟形之于文字，刊之于报端?这也许带始于一个简单的动机，便是需要倾诉或评说。有时，这是一种不吐不快的压抑;有时，这是一种手舞足蹈的欢欣。对错误的、五恶的认识和现象，我们渴望痛击之;对真实、善良和优美，我们情不自禁地讴歌之。虽然痛击之或讴歌之未必就能够完全代表和真理，但那种渴望和不自禁却正是我们所说的那种、兴会和神采。产生一篇文章的缘由可能有多种，但是一闪而过的或持续不断的心潮起伏，也许是使我们拿起笔来的重要契机。总之，之于文章尤其是时评十分重要。
杜甫诗云:“感时花城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诗人这种奇异的心情寄寓着对山河破碎的忧思，也说明执笔为文必有一种特别的、特别的敏锐。，是因为对客观世界细微的变化都能够强烈地。当看到“华人与狗不准入内”的牌子的时候，不是地耸耸肩，而是被一种感彻夜。敏锐，是因为对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变化的方向都有深切的，见微知著或居安思危。曲直不是无所谓的，他们总是希望从混沌中理出事物的端绪，从复杂多变中把握本质。这两种品质对于新闻评论作者至为重要。固而他们的生命状态总是处于一种流动起伏之中。他们有时喃喃自语，大脑像开了锅的水，咕咚咭咚直冒热气;他们有时沉思默想，四肢沁出冷汗，仿佛在一弯冷月下发抖。这是一种能童的蓄积，只待“砰”的一声，压力被出来。于是我们不难从鲁迅(论人言可畏)中体会到逼人的剑气，不难从李大钊(庶民的胜利)中体会到郁结的风雷，不难从梁启超(少年中国说)中感受到热力的烘烤……我们眼前看到的不仅仅是字和句，而是壮丽的日出，拍岸的潮头，我们被充沛的所感染、所、所席卷，并为之同笑同哭。
笔尖常带感情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宣示。情感的单调、干枯，笔尖一定是呆滞的。有血有肉、有声有色的文字不是闭门造车“码”出来的，毋宁说它是心灵的诉说。就是说心灵和情该深深地卷入评论的对象之中。无论论述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，均能沉浸其中，思考它的意义，理解它的价值。虽然我们应避免以个人为，但是绝不能隔岸观火。我们和事件与人物发展进程融为一个整体，就不再是一个的看客。我们和体育健儿一样，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而泪洒衣襟，那么我们笔下一定会充满炽热的爱国主义豪情;如果我们深切地关注国运的，百姓的贫寒，我们笔下的文字一定是十分沉重的;如果我们发自内心地为国家昌盛、民族振兴而欢欣鼓舞，我们的笔下的文字一定是扬眉吐气的。这也许是一条的经脸:只有被某种力量所感染、所触动、所激发，才会迸发出表达的渴望;而表达过程伴随着“砰砰”的心跳，不能自持，则在读者那里一定有会心的回应。我们经常会看到燃烧的文字，体会到浓得化不开的感情。必须承认，这些文字教育了、感染了、打动了、征服了我们。当然，说的重要，绝不意味着甚至是情绪亢奋就可以写好言论。事实上评论还要诉诸钢铁般缤密的逻挥思维。情感和都很重要。这可以另题讨论。
有的言论写得很长，但通观全篇，却仿佛觉得没说什么甚再什么也没有说。有的言论写得很短，但读之满眼生辉，不禁要捧读再三。人们读小说时偏重看人物、情节;读诗和散文时注重它的情绪和感觉，读新闻报道时肴重事件和人物的街闻意义，而读言论时，首先是肴现点、看见解。
言论需要经营:谋篇、布局、节奏、语言，但第一位是观点、见解。观点新颖、见解深邃，即使修辞略嫌简陋、笔法略嫌稚嫩，仍是可观的作品。有时情急之中，甚至不必过多留意修辞是否精致。只要言之有物，持之有据，就好。至于写得漂亮不漂亮，或容徐徐图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思想也是审美的对象。新颖的观点，独到的见解，切中肯綮的分析，丰满而扎实的论证，泛着智慧的，也是极为动魄的。因此之故，我以为，言论的优劣归根到底是观点的较童，是言论撰述者思想能力的较量。
时评关乎、国计民生、社会进步，所以它的社会价值大于艺术价值。的讲话和文章很朴素，很少在艺术方面修饰，但其精辟和深刻足以廓清一个时代、改变历史进程。譬如，“稳定压倒一切”。譬如“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……”。这些观点，有拔云见日的伟力。前者道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录重要环节，后者对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富有独创性的概括。这些观点全面提升了我们对中国、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水平。正可谓:“笔尖别却尘，能使江山面目新。”
在我看来，思想的能力是时评作者最重要的能力。人终究要幕年，但是只要思想能力尚未退化，那么就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。反之，一个人年富力强，但思想能力枯英了退化了，就很难有所作为。这一点对言论作者来说尤为重要。有见解未必都善于表达，未必能写成精彩的文章，但缺乏见解或见解浅薄一定写不出精彩的文章。思想的能力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其能够在纷纭复杂的中把握事物的本质，能够在习焉不察的旧思维的范式中发现崭新的思想线索，能够在细微之处谛听时代的心音，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作出富有远见的预测，能够在喧嚣的声浪中表现出非凡的冷静，能够在欲决未决之际作出正确的选择。深刻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应该也可以使人打开一个新的境界，视野为之一变，为之一新，由“顿悟”而“翻转”，达到上质的飞跃。
“云厚者，雨必猛;弓劲者，箭必远。”厚厚的云层、千钧的臂力是从哪里来的?有赖于长期积累。这不是几年的大学教育就可以毕其功的，也不是靠小聪明就可以修成的，虽然不能否定天份和学习的作用。思想能力的提高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，但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:一、长期的不间断的理论建设。这是一个经常谈及钾未必引起重视的话题。我只想说，一个没有被科学的世界观方武装起来的人，很难把联系起来，更很难对变化的方向和趋势作出利断，甚至连讨论的精确定义都做不到，只好就事论事或者胡乱抬杠，沦为无稗的诡辫。二、对现实生活尽可能保持最近的距离，以极大的热心和耐心现察和了解时代的变化。所讲“阳光之下无新事”是一种片面孤立的看法。事实上，1996年的中国和1997年的中国就有很大的不同。形势不同，社会热点不同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，人们的心态也不同。只有了解这种不同，研究这种不同，才能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，也才能下笔切中要害，搔在痒处。三、养成好学深思的品格，多方面汲取知识和信息。对新闻评论工作者来说，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笔耕来磨砺思想。写作本身就包含着学习和积累。写作常常是激活思想最有效的催化剂。新颖和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正是长时间思想劳动的果实。
有一种说法:言论作品的成就约略可有两个层次，一曰“说清楚”，二曰说得妙。说清楚，大概是指选题、分析、论述均病，是一篇合格品。说得妙，大概是指除了具备上述要素外，还能表达独特、构思巧妙，读之赏心悦目，余香满口。引而申之，是不是可以说，“说清楚”，具备认识和教育的价值，而“说得妙”除此之外还具备审美和艺术价值。这种概括未必准确，但套用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说法，大约不会离谱。
其实“说清楚”已是难能可贵。我们在翻阅来稿时常常会看到说不清楚的文字，或分析失准，或概括不当，或表达不明，或结论乏力。当然自己写作时也常常会瞄准的是靶心，但射出去的子弹却脱了靶或仅中五六环。绕来绕去，就是不能一语中的。“思风发于胸臆，言泉流于唇齿。”说和写归根到底是“思”的反映。没有想清楚，自然说不清楚和写不清楚。硬写，或许也能凑足字数，但一定是混沌一片。我们经常会看到硬写出来的文字，作者写得很累，编者编得很累，读者看得更累。
“怎么想的就怎么说”或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”，据说这是写作的秘诀。我却不大相信。写作的大家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已经游刃有余，下笔时就已经过提炼、剪裁。对一般作者来说这秘诀未必适用。因为再短的文章也要构思，再小的题目也要经营。如果把帽子套在脚上，或把门开得过大，窗凿得太小，都很别扭。事实上，看上去流畅、清通、圆润的文章都是精思妙构的魔力。阅读的舒服不过是文思妙运;而文章的意境据说正是绝无斧凿之痕，浑然天成。当你认为事实提供的依据恰好可以得出某种结论时，作者说出来了，那是一种满足;当你看到同样的事实由不同作者的分析得出新颖的结论，那是一种意外的惊喜。言论的意义就在于释惑解困，在复杂的中理出头绪，指出“所以然”，因而岂能不清晰，不清楚?
说得妙，是不满足于一般的表达而力图艺术的表现。正像好的记者不是靠录音记录整理报道，而是把材料吞下去，细细消化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重新“捏塑”一篇作品。好报道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再创造，把最重要的部分凸现出来，点铁成金。同样的，言论作品也常要苦心经营:是担结论置前还是搁在最后，是明快一些还是含蓄一些，是偏重抒扮还是偏重分析，是用典还是设喻，是娓娓而谈还是快如利刃……总之这些应该了然于胸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综合发挥最好的艺术手段，也不是所有丈章都可以达到“妙”的境界，但是经营的总比不经营的要好些，用心的总比不用心的要好些。
讲文章总要讨论结构，无非是提供一种构思的原则。犹如造宫室者然，由厅而堂而楼，或三进或五进或七进。但实践起来却又因人因文而异，不可，也没必要整齐划一。规则就是怎样使读者看得更明白、更轻松、更有兴味，似乎一切都是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像烹饪师那样，出锅的菜肴总是那样色香味俱全。就是那些佐料，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，放多少，火侯如何，大有讲究。
简练是一种品格、一种、一种才能，因而简练理应是审美的一个范畴。文章可以很长，长未必啰嗦;文章可以很短，短未必简练。简练，是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思想内容。当然，相比较而言，言论作品应该比小说、通讯等叙事作品更简短、更精练，因为很少有人可以耐下心来看七八千字的言论，但多半可以饶有兴味地阅读有意思的通讯。
一、皮厚则不能简练。不能一概反对由远而近、由虚而实、由大而小的照应和烘托。问题是，在一篇文章里顾及的方面太多，就变成了三伏天穿靴戴帽，不仅多余，而且。几百字过后，才入正题，即使中段论述得再好，也被陈言乃至废话所淹没。没用的皮应该由作者剥而不能由读者剥。所以对有些言论拦腰斩去，非但不伤筋骨，反而更加清通、明快和漂亮。
二、浅薄则不能简练。当作者拿不出新颖的观点和深刻的见解而又要敷衍成文时，其情况正如往牛奶里不断地掺水，看上去是满满一捅，但真正的奶就那么一点。也正如不高明的射手，做不到挽弓射中靶心，只好用一打两打甚至更多的箭不停地射。一句话可以说明的道理，却因找不到点睛之笔，不得不用很多话反复申说。
三、自负则不能简练。可能是我们常常低估了读者的力和理解力，故往往是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上喋喋不休，似乎要从头到尾地启蒙。经验表明，多数读者相当聪明。正像我们自己作为读者阅报读书时一样，每当撰写者絮叨的时候，我们一下跳过十几行或几十行，心里获放地说:“别废话了，请讲明你的观点，得出你的结论。”点到即止，懂得省略，有时效果更好。
四、过于溺爱自己的文字则不能简练。跑了几百里，费了很大劲才找到的材料，当然希望写进报道。然而倘若这材料与主题无关，则应该删之。同样的，言论作者琢磨了几天才“沤”出一句很添亮的话，也舍不得被精减掉;所以不管有无必要，效果如何，还是夹进去，反成蛇足。这其实是不划算的。
刘勰说:“夫美锦制衣，修短有度，虽玩其采，不倍，巧扰难繁，况在乎拙?”不能因为材料精美就把领子和袖子增加一倍。多余的东西，不管它是我们身上的肥膘还是居室里的家具，放在那里添丑添乱，算是负效益。
记得早年一位老师批改我的作文时写满了眉批，曰:“这句话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!”曰:“这个意思和上段的意思差不多，可删。”这些指导是很受用的，使我懂得再好的句子，再好的词也只能用一遮。如果说多年的实践当有一点长进的话，那就是打腹稿时先删一道，成文后再删一道，那怕删掉一些可有可无的虚词、连词也好。写得好，有时就是删得好。然而，要简练，知易行难，这实际上是品格、、才能的综合反映。先有精干之人，才有简练之文。
还记得海明威有句经验之谈，大意是，如果再多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可以把文章写得更短。知言哉，是为很高的境界也。
言论不属于文学作品范畴，也没有必要刻意要当作文学作品来经营。即使杂文，被认为是文学性的，仍是主体。因此，以观点为主帅，以辞采兵卫之，这个主次关系是时的。但这不是说，言论就一定要文化的拓植。无论阐述政策、评议，还是针贬时弊、鼓荡新潮，都应该讲究文章的可读性、欣赏性。这便引出许多话题，其中之一是用典。
旁征博引历来是好文章的一个因素。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中的名句“……盖文王构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);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……”一口气连用七人八事的典故，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不已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等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们的时评作品，也具深厚的文史含量，像《愚公移山》就是篇寓言式的，堪称古为今用的杰作。
言论要不要用典，就像我们烧莱要不要加酱油一样，不能简单。可以明白直接地阐明观点，就不必绕弯子，请出“子曰诗云”。倘若需要，请出智叟、愚公的一段故事，使观点得到有力的支持，使文章顿生波澜，也是匠心的独运。由此观之，论今必说古，一定要把三坟五典、秦砖汉瓦塞进文章，是画蛇添足;而只要求文章讲的都对，竟而枯燥得像清汤挂面，少盐寡味，亦未必值得称道。总之，才、学、识这三个因素在言论创作中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在我看来，用典特别是古代典故，至少有两个好处。其一，我们写时评当然可以不用典或少用典。因为古人讲话今人听来总有些隔，何况的时效性很强，言论和新闻一样，多半与时并焚。但是，毕竟是读品，言论毕竟是文章，有时奇品妙典放在文章里就好像清汤里添了些许的味精、胡椒，顿觉味道醉厚。就算它是一个小小的道具，摆放得体，也会有些变化，添些阅读的情趣。个中的味道，相信大家可以体会到。这是比较浅近的层次。其二，典是文化历史的组成部分，无论写什么文章，都应该尽可能多地熟悉文化、熟悉历史，这种建设是不可少的。、精深两个概念通常连用，其实，没有很难精深。如果我们观察现实生活没有历史背景，就很难获得纵深的视野，也很难深刻地认识现实。温故知新，以史为镜。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，不必多讲。我想说，作为一个合格的言论撰述者，如果不重视学习的文化历史知识，单凭热情，很难写好文章，更难有大的进步和作为。从这个层面上讲，典之用又不完全是寻章摘句，而是一方面的建设。
使用材料，我们通常用信手拈来形容其从容。信手就是调度材料的。言论创作也不例外。其中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:一是用典不宜滥。看到有些文章东征西引，甚是丰满，于是也不考虑需要不需要，凡写言论特别是杂文就一定要塞进一些与论题并不关步的典故。这种多余的包装只能使文章显得臃肿，失却醒豁和鲜明。即使用得比较贴切，也不宜太多，多了反而让人感到太腻，也是另一种八股的遗风。言论倘需要用典，点到为止就可以了。能够用一事一典解决问题的，就不必呼嗦;必须多事多典的最好用较为概括的语言带过。二是用典不可太硬。有些人为用典而用典，所以通常用《成语典故》之类的词典应付之，或东抄西抄格言警句，结果常常是胶柱鼓瑟，显得很隔。与其这样就不如不用。用典有时当然要依靠工具书，但是归根到底它应该是平时积累，有感而发，文到事到，自然天成，这样才能使材料观点融为一体，而融才能通二所谓通，就是今事和古典被和谐地对接在一起。这中间当然要有一些详略的考虑和过渡的思谋，但总的来说，是作者知道，什么时候和怎么样使用处理材料。驾驭材料，为我所用，而不被材料役使，是其中的要义。
我认为，用典最好的境界是，所有材料能够进行过比较细致的消化，然后溶化在自己的文思里，自然地弥漫于整个文章之中;读之没有学究气，但又不失浓烈的书卷气和文化因素。
每写一篇文章都可能是陌生的起点。我们可以在瞬间捕捉到一个高质童的选题，但未必有能力把它作好。多数作者也许有这样的体会，有时思欠通，写作难以继续;有时写出文稿冗长而平淡，自己又不晓得如何删削或提升。即使是再聪明的人也需要别人的帮助，即使是再好的写手也不是百事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最明智的办法，是找朋友聊天去。
朋友当然以“同道中人”为主，如同事、领导。可以就写作细节谈，讲思，甚至讲段落大意，同事、领导帮助补充、完善和拓展。同吃笔妥饭，所以交流可以非常直接、非常专业。同事和领导的奇思妙想拄往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或一句精彩的结语。因有远近高低的不同视角，所以常有意外发现，又因是众人会诊往往智高一筹。疏通思有时就需要一个观点甚至一句话。这种应该是充分放松的、自在的、兴味盎然的，最好是谈到兴奋处拍案而起，谁都坐不住，妙语连珠，争相放谈。这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思想劳动。自然，倘有文稿作讨论对象鱿更好。你会发现，整页整页的文字有时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，而薄弱的部分，只须增加几句话就立显厚重。
原以为不是“同”不可以论道，实则不然!不是吃新闻评论饭的学者、专家，甚至官员、商人和艺人，也可引为朋友。我以为，有些基层干部似乎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，有些学者对某些难点热.饭话题似乎更有发言权，而普通劳动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显然有其独到之处。他们不以写丈章为业，也未必能就写作细节发表意见，但他们的观点是写丈章的重要材料。所谓创新，不过是接续前人的知识再拓展开去;所谓全面，不过是把众人的经脸归纳起来的尝试。好文章未必都是合作的产物，但任何思想劳动的果实都不是从石头缝里瑞出来的。执笔为文是个体劳动，而没有交流和沟通，就没有思想和观点。这个意思还可以延伸一点，实际上，满橱的图书、刊物、都是朋友。聪明的作者应该是全频道电视接收系统，随时准备接收各种信号。一个论者如果不善于吐幼，他的思想生机也就停止了。
以前我有开会必打瞌睡的毛病，后来发现这是很大的损失。事实上开会是重要的沟通梁道。这并不是说我对泡会海有什么兴趣，而是说有些高质贵的会议对思想劳动者来说不可或缺。有材料说，最爱开会的是美国人.只是很少有会后大嚼一项。开会就是开会。我开始改变对开会的厌恶，是因为我感到很多座谈会、研讨会、报告会令我收益颇多。特别是有质量的讨论、，常常诱发灵感，激活思想。有时一个会下来，我的小本上产生十几个题目。稍加消化就可以植入文章。言论作者不应是孤独的冥想者，而是机灵的思想“侦探”。
行文至此，作个小结。俩若丈章写得太苦或完全失去了兴趣时，无妨敲个电话和朋友聊聊，也可以提上酒瓶子径直找到同事家一叙，三五句话必有新境界。自然，“谈手”的“段位”较高为妙，好像弈棋，段位低或不合拢很难有对话的基础。就文章而找朋友总要有所选择，找画家谈巴尔干地区民族关系，越谈越乱。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这种事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是越来越少了，但听君一番话，打通文思，冰释疑团，使文章更趋清晰和丰满，那倒是实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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